我从一出生就在新华大院生活（其间曾在皇亭子大院住过一年），新华大院一直伴我成长，也让我与其结下了不解情缘，大院的每个建筑都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其中最最难忘的就是图书馆、大礼堂和我们的三、四号楼。

记得我读的第一本小说是陶承写的《我的一家》。那时刚念完小学一年级，尽管许多字还不认识，要连蒙带猜。可这一家人的故事却深深吸引着我，让我一直看完。书中有一句话是作者的自问：“革命，革谁的命？”令我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难道总被大人挂在嘴边的革命与人的性命有关？首次独立阅读使我感受到图书的魅力，也让我从此成了新华社图书馆的常客。

图书馆是我小时候最爱去的地方，也是在大院里去得次数最多、待得时间最长、收益最大的地方。除了上学，我的课外时间大部分都是在此处度过，甚至连晚上也经常泡在这里。从图书馆回到我住的三、四号楼要走一条小甬道，道两边是高高的松树。晚上经过时，黑乎乎的，一个人走还真有点儿害怕，总要大声喊两句，快步穿过。

新华社图书馆是一栋二层方形建筑。灰砖砌成的外墙，红色的拱形门窗，大门门楣上镶嵌着带雕花砖套的牌匾，由民国初年就有“南沈北于（右任）”之称书法大师、曾任国立北平大学校长的沈尹默题写的匾额赫然在目。其上不但留有沈老的墨宝“图书馆”三字，还注明了图书馆的建成时间――民国二十一年，即1932年。其实它的历史比这还早，在图书馆西北角处的西墙底部，嵌有一块汉白玉石碑，上面的刻字已经斑驳脱落，模糊不清。其上部的一块不锈钢标牌对此作了诠释：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九月法学院图书馆书库奠此基石以垂久远 白鹏飞识。”

图书馆虽是两层结构，但我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一层大厅。进入大门，门廊左右两边各有一间屋子，记得右侧是取报纸杂志的地方，应该是收发室吧，由一个戴眼镜的阿姨负责。穿过第二道门就是正厅了。一层是阅览室和供读者借阅的书库，其中阅览室占了约三分之二的面积，南北向安放着五、六排拼接的长桌，供读者阅览之用。西墙边还摆了一排长条木沙发，可以在此小憩。沿阅览室北墙是一排报刊架，供读者借阅的开放式书库就在墙背后。东边是办公室和图书借阅登记处。二层为位于东、南、西侧的围廊，也是存放图书的地方。在楼房顶部还有采光玻璃高窗，这种设计使得整个大厅显得高大宽敞，明亮气派。记得墙壁上贴有宣传标语，尤以高尔基的名言令人难忘，“热爱书吧，这是知识的源泉！”真是在最合适的地方发出的最激励人的声音。

新华社图书馆与其他图书馆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她的开放、平等和包容。作为一个要“把地球管起来”的通讯社的图书馆，这里有全国各地的报纸，各种各样的杂志，古今中外的书籍，包罗万象的参考资料，这可能是众多同类图书馆的共性，只是其馆藏或许比其他的更全面丰富。而除了面向大人，对孩子也一视同仁的做法，就可能是其独有的特色了。对孩子们来说，新华社图书馆不但能远观，更可以随意进出，不像大礼堂，有时会将孩子们拒之门外，从而引发出为了看演出而各显神通，与大人斗法的各种趣事。我们可以在阅览室看报、读书、做作业，甚至在墙边的木沙发上小憩、睡觉。在大人上班时，常常是阅览室里的孩子比大人还多。家长的借书证孩子照样能用，他们也能到书库去挑选自己喜爱的图书，像大人那样按章借书。正是这种对下一代不设门槛的做法，让许多大院孩子把这里当成自己的第二学堂，这不但是我们的福气，也让我们至今都难以忘怀这让自己受益匪浅的新华社图书馆。

当时最受欢迎的文体类杂志莫过于《大众电影》、《新体育》等，这也是我最喜欢的，总是要翻阅好几遍，看完这期盼着下期，对每个演员的名字、是哪个制片厂的、都演过什么电影，门儿清。哪儿像现在，演员都长得差不多，看完就忘。自从26届世乒赛咱们拿了多个冠军后，就喜欢上乒乓球，爱屋及乌也更爱看体育杂志了。记得一次去图书馆，见到社里一位乒乓球打得极好的叔叔正在看刚到的《新体育》杂志，里面那张中国男队领取冠军奖杯合影的彩色插页一下就把我吸引住了。我随手拿起一本杂志，坐到一边心不在焉地翻着，为的是等人家看完后能立马拿到手。谁知他一直在那儿磨蹭，叫人等得好心焦。他终于起身走了，我一个箭步窜过去，把杂志拿了过来。可翻了好几遍也没见到那张精彩的图片，原来它已被那位叔叔给顺走了。真气人！

那时的报纸，大多都有文艺版，刊登小说连载、散文诗歌和其他一些娱乐性的内容，这些都是我最喜欢看的。小时候我特喜欢谜语，在阅览室看报时，只要有猜谜的内容，总要多看两眼，有时还抄下来。久而久之也从中悟出一些猜谜的门道，猜谜水平也有所提高。除了“麻屋子红帐子，里面坐个白胖子”这类浅显的象形谜语外，对拆字的、表意的等难度较大的谜语也能找到点儿破解的路子。记得一次过节在图书馆搞猜谜会，可给我提供了一个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身手大显的好机会。一进会场我就开始了撕谜面行动，一会儿功夫就横扫了一大片。接下来抱着一摞谜面去兑奖，几乎弹无虚发，把把都被猜中。猜谜会仅设的两个一等奖，被我轻而易举地拿走了一个。连旁边的大人都说这小孩儿也太有本事了，他们哪晓得这个中缘由。后来我在班里搞了一期墙报，就是猜谜专版。各式各样的谜语，配上自己收集的漂亮剪纸作装饰，让我一直忙到夜里11点多。那时觉得开夜车到这点儿实在是了不得，真叫一个累，可看到同学们围在墙报前叽叽喳喳、连猜带问，好不热闹时，那份成就感也让我美滋滋的。这一切都是图书馆的功劳。

在图书馆借书可以自己去书库查找，然后到借阅处登记一下就OK了。那时爸妈的借书证都在我的手上，按规定每个借书证只能借两本，可我常常一借就是六、七本。因为看到自己喜欢的书就想马上借走，生怕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下次再来时想借的书籍已循环到馆外了。我的违规超借办法就是快登记，登完抱着书马上离开，等图书管理员发现违规时，俺早就没影儿了。虽然借得多，但还得也快，久而久之，人家对此也就默认了，尤其是崔秀英阿姨，对我总是网开一面。

那时我特别喜欢看情节曲折、惊险的小说，图书馆所有的反特小说几乎被我看了个遍，以致于后来一进书库就有点儿怕，因为除了一排排书架外，里面很少见到其他借书人，书中的情节总能激发你的想象力，莫非哪个书架子后面就会藏个特务？大部头的小说也是我的最爱，当年那些长篇名作，如影响极大的“三花”（《苦菜花》、《迎春花》、《朝阳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都不止一遍地翻阅。看书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而最主要的书源就来自新华社图书馆。

当年的图书馆也常被挪作他用，如开会、搞联欢、开party、甚至还举办婚礼。把长条桌子往两边一撤，那就是一个大会场、大舞厅。跳舞也是那时大院里经常举办的娱乐活动之一 ，常常是大人们在大厅中随着音乐愉快地蹦嚓嚓，孩子们在四周又跳又闹，一派各得其所、共享欢乐的和谐温馨场面。我在新浪blog上还看到一位大院子弟的回忆，说为了让大家跳得更带劲儿，舞会前要在地面洒上滑石粉，于是孩子们就在地上来回打出溜儿，弄得满身皆白。这个记忆虽已淡忘，但那应是多么有趣的画面。举行婚礼也令孩子们高兴，因为叔叔阿姨会把喜糖放到你的手上，大人们为新人祝福，孩子也会在一旁起哄，那情景真是其乐融融。

除了学校，图书馆就是我最好的老师了。我们在这里超越了课堂的范围，吮吸着丰富多彩、视野大开的知识，享受阅读带来的愉悦和魅力，度过有意义的美好时光。新华社图书馆不但影响了我的少年时代，甚至左右了我大学的专业选择。

我大学毕业前的一次实习就选择了新华社图书馆，杨沙林阿姨接待了我们。那时的图书馆尽管灰墙红窗依然，可内囊已全变了。原来那可以在里面跑步的大阅览室只剩下了一个狭窄的长条，也不见当年看书人。再进图书馆已是2006年了，走进大厅，里面几乎没有什么空间了，显得又小又暗，成了名副其实的藏书楼。真是人非昨，物也变了。往昔的一幕幕浮现在眼前，怎不令人伤感。想到令人魂牵梦绕的图书馆已经已永远失去，眼睛竟不禁有些湿润了。

如今原来的图书馆已被新华社社史陈列馆所取代，大门紧闭成为常态，其原本功能已丧失殆尽，我心中的图书馆只能梦里千寻了。